十几年前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还在南京艺术学院任教。连续两年暑假，他都专程到国图看书。那时，高铁还没开通，从南京到北京，坐特快列车要10个多小时，单程的硬卧票价200多元。到了北京，薛龙春住在国图附近的一家招待所，设施简单，每天100元，一住就是半个月。

搭上了时间，花了钱，看书的体验却不太好。说是看“书”，实际是看缩微胶卷。为了保护古籍，国图的大多数善本已经被拍摄成缩微胶卷，读者要在专门的机器上阅读这些胶卷。薛龙春关注的明末清初学人著作，很多是大部头，像张镜心的《云隐堂文集》和《云隐堂诗集》，加在一起有四十卷。一边翻动胶片机，一边阅读、抄写，有时需要回头查看某处文字，也没办法随意跳转，只能把胶卷一页一页地往回倒，其效率可想而知。

2016年9月，当国家图书馆“中华古籍资源库”上线的消息传来，薛龙春甚至不太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。直到亲自上网检索测试了一番，他才确定，这并非虚言。

“这几年，我一直在向熟悉的朋友、学生，还有一些海外学者，推荐这个资源库，他们都反映非常有用。”薛龙春说，他不仅通过这个资源库阅读古籍，有时也通过它进行一些校对，“如果没有这个库，或许，为了校对几个字，都得再跑一趟北京。”

对于中华古籍资源库的评价，学界有共识。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沈乃文说，2016年发布的“中华古籍资源库”，一举扭转了此前我国古籍数字资源库建设落后的状况。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则认为，“中华古籍资源库”等古籍数据库将改变古籍整理研究的生态，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“读者无论在世界任何角落，只要有互联网，就可以在注册后远程阅览、调取中华古籍资源库中的古籍数字影像，完全克服了时间、空间的障碍，真正实现了古籍资源的共享。”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介绍，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古籍收藏量最大的单位，其收藏的汉文古籍在品种和版本数量上在国内都首屈一指。如今，国家图书馆所藏60%的善本古籍已经在“中华古籍资源库”在线发布。除了善本古籍的数字化，国图还在2015年启动了普通古籍数字化项目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数字化项目。

“古籍数字化服务是图书馆界迟早要做的事，晚做不如早做，封闭不如开放，与其让社会推着走，不如我们主动前行。”对于古籍数字化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有这样的认识。

在古籍数字化的道路上，国家图书馆并不孤单。现在，上海图书馆在线发布的家谱超过8000种；在云南省图书馆发布的300余部古籍中，大理国写本《护国司南抄》、元官刻大藏经《大宝积经》这些特色文献；镇江市图书馆把读者利用率最高的20余种方志上网，正在建设中的镇江历史文献数字资源库、《镇江文库》数字化平台将在近年投入使用……